六
星期六晚上，婆婆把文耀、端丽找来，要同他们商量文影的事，让大家想想办法。然而她一上来就定了调子：
“精神病院，我想来想去不能送。”
于是，文耀和端丽也不好发表意见了。
“进了医院，要绑起来住橡皮房间，还要坐电椅，没有毛病也要作出病来了。”
关于精神病院的传说确实十分可怕，虽然谁也没去过那里，但越是没有事实依据想象就越自由。文耀、端丽只好沉默着。
“我们宁波乡下，有过一个花痴，什么药也没吃，结过婚以后好得清清爽爽。”
端丽听到这里，开始明白婆婆的用意了，便小心翼翼地说：“文影年龄不小了，照理说是可以考虑婚嫁大事。只是现在人在乡下，一没户口，二没工资，恐怕难找到合适的人家。”
“是的，姆妈，再说有这种毛病，瞒人家是瞒不过去的，不瞒人家吧，人家说不定……”文耀没说完，就被母亲气势汹汹地打断了：
“所以要请你们哥哥嫂嫂帮忙呀！要你们来做啥？不就是想办法。会得嫁不出去，真是笑话了！”
“嫁怎么会嫁不出去，总要找个靠得住的人啊！”端丽打圆场，“姆妈再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好吧？”
夜里，端丽和文耀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只可能在乡下找个婆家。文耀凄楚地说：
“想不到，我们家的姑娘落到了这个地步。”
“怪谁？怪你自己姆妈老脑筋。有毛病不看，要结婚，自己要跌身价。”端丽没好气地说。
“姆妈活了六十多岁，会没有你我懂？进了精神病院，等于历史上有了一个污点，你懂吗？”文耀振振有词。他只敢在权威已经确定的理论前提下，坚持意见，发挥见解。学校里，权威是工宣队；家里，权威则是父亲母亲。
“那你就从命，不要怨天怨地。”端丽说毕，不再出声。
“动气了？”过了会儿，文耀不放心地问。
“没有。我在想，既然注定找乡下人了，总要找个好的。还有，能不能找个近处的，比如绍兴，昆山，结了婚以后还好调过来，离上海近，生活习惯好一点，也叫得应一点。”
“对，对！”文耀直点头，觉得妻子很聪明。
婆婆对此建议也十分赞成，当即决定给她宁波乡下一些娘家的远亲写信。虽是“文化革命”至今没来往过，可从前，没少给他们好处，想来不会不帮这个忙的。并且是把一个上海姑娘送上门去做媳妇，她认为该抢着要才合理呢！信，是由文耀写的，严格地说，是端丽口授，文耀记录。先寒暄了几句客气话，再把的情况写了一些，并附上一张相片，然后转入正题—找份人家。只说想往近处调，距上海近点。关于病，就写了极为含蓄的一句：“受了点刺激，身体不大好。”信寄走了，以后的日子，便是在盼望回信中打发了。每日两班邮差，成了大家最欢迎的人。盼过上午盼下午，盼过下午盼明天，文影的病症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一件事未了结，又来了一件。多多的中学三年混过去，要分配了。同六八届一样的一片红。据市乡办的人说十年后、百年后，仍是一片红，这样才能代代红。天天上班工场间里常常谈论这话题，看来上山下乡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
“女儿学校上门来动员了，”梁阿姨说，“我对他讲：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会去的。讲过一句再不和他罗嗦，让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横竖他也不会偷东西。他坐了一歇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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