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让我介绍《天下》的具体内容，别光贴一图吊人胃口，那我就贴一片断，请大家欣赏一下革命土匪韩毓海的文采。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不少观点是俺亲口给韩毓海这厮传授的，这厮竟然没有在注释里标明！
人间卢舍那
韩遇害
庄严美丽的大佛卢舍那，是龙门石窟的象征。
一花一世界，一步一佛陀。沿着高高的石阶徐步而上，当卢舍那一步步映入眼帘的时候，震慑之余，心中涌起的竟然是淡淡的哀愁与恬美。
同行者中，有新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孔庆东同志，其凝视卢舍那慧目良久，即赞曰：“此岂佛陀乎？——观其目光，如美少女企盼情人薄暮而至，似农家妇召唤劳作之夫君归来也！”
卢舍那大佛，据说是唐武则天仿自己面容而建造，因此，她既是华夏惟一按照女性面容而建造的卢舍那佛像，恐怕也是世上最美丽的佛陀了。“孔庆东代表”肉眼凡胎，自然算是个粗人，故也难怪会发此感慨，竟将大佛“卢舍那”认成“中国之维纳斯”。
（卢舍那像）
而想知道何谓“卢舍那”，那就必须先知道所谓“佛有三身”：即应身佛“释迦牟尼”、法身佛“毗卢折那”，以及报身佛“卢舍那”。而其间区别，权简述如下，以备多识者指正：
首先，应身佛乃根据释迦牟尼仪容所塑造，因此，说白了不过就是释迦牟尼的遗像罢了。而法身佛，乃“佛法”之人格象征物，强调的是释迦牟尼肉身虽逝，而佛法永存。既如此，法身佛“毗卢折那”作为佛法之人格象征物，就既保存了释迦牟尼的部分特征，又集中了当世面相的全部优点，所以应该说是世间完美形象之集大成。
而佛之“三身”之中，也只有报身佛“卢舍那”才宣称“现世现报”，我即是佛，佛就是我，人人皆可为佛陀。而武则天以女人之身，不但敢于称帝，而且敢于称佛，更按照自己的形象建造庄严美丽之卢舍那——这在佛陀世界算起来，那也应该属头一份的豪举。
众所周知，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小乘佛教，盛行拜像和坐禅，积极于个人的“解脱”。它认为众生在佛的指引下虽然得入涅磐，但最多也只能成为阿罗汉，而不能人人成佛；修来拜去，将来可以跻身佛界的，其实也只有弥勒一人。所以，小乘佛教专事烧香、磕头、拜弥勒，在艺术上造诣不高，充其量也就是大造弥勒佛像，以供烧香磕头而已。而我们所谓“迷信”者，多指这一路中人。
而大乘佛教，则恰恰相反。它认为佛有许多化身，特别是积下许多功德得入“涅磐”的人，可以暂时不入，而是降下人世，普渡众生。而且，任何人不必出家苦行，只要信仰虔诚，敬佛与菩萨，则人人皆可成佛。“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世上苦人多。”――大乘佛教因此广泛传播佛生前无数次牺牲、为善的动人故事（一般称为佛本生谭），讴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其对于佛教艺术，特别是北魏以来的石窟艺术影响深远。从莫高窟壁画到龙门、云岗石窟艺术，充满了对佛陀苦行、苦节的生动感人的叙述，夹杂了社会生活和人生斗争的描述。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画卷，才是佛教艺术最宝贵的财富，其中渗透着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大乘精神。而这种精神，就远非小乘的独善其身、专事向弥勒佛像磕头请安所能比拟。
（大乘佛教崇尚千万佛的造像艺术）
一般来说，魏晋贵族阶级推崇小乘，玄谈释老的玄学乃“性命之学”，核心不过在保命养生；而北魏之后，大乘佛教方成了一点气候。这就是鲁迅在谈到魏晋佛学时所感慨的：渺渺茫茫说教的成了主流，而舍身饲虎的反而成了旁门左道。魏晋统治阶级之所以不能容忍大乘佛教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其“人人皆可成佛”之信念中，蕴涵着强烈的“众生平等”诉求。对于任何统治阶级来说，悠悠万事，其中“平等”这一件，当然最为他们所反对。因此，魏晋时代的佛教塑像中，主张现世报应、人皆可成佛的“卢舍那佛”，自然就十分稀有和少见了。
武则天平等的思想，首先因为她是女性。北方少数民族无一般汉族歧视妇女之伟大历史传统，鲜卑北魏更是几代母后掌握大权，以至于造成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以“子贵母死”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方式，来与自己的母系争权（见田余庆《拓跋史探》）。拓跋圭被逼得山穷水尽，竟出此下策，也可见鲜卑女人大大地厉害。而唐初母系多鲜卑贵族，故尚有此“女强人”之流风余韵，这也是武则天能够上台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一。
（明人绘武则天像）
武则天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论之焦点，则集中于她所发动的政治上的最大革命——这当然就是开“文辞进士科”。郭沫若先生等认为此举非常了得，从此以后，天下读书人（特别是文人）均可以“文辞进士科”出人头地，即所谓布衣入卿相；而且从制度革命角度来讲，武则天发动的这一社会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千年以降的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更变“死制度”为“活制度”，为下层人可以进入社会上层开启了大门，也为社会各阶级的良性互动，制造了条件，唐时著名的贤相宋璟，诗人孟郊皆是拜进士科所赐。这种基于社会平等的制度构想能在武则天手中完成，不但是由于武则天本人出身不属于贵族集团（包括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且更是由于她受“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思想影响，而此思想，甚至比近世之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更高一筹。
（颜真卿题宋璟碑、明清进士题名碑）
但对于武则天的这一重大政治革命，史学界也向来有更为强烈、尖锐的否定意见。陈寅恪先生即认为：武则天此举自私自利，缺乏远见，完全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她不属于关陇贵族集团，而要想站住脚，就必须通过开文辞进士科来扶植新阶级，与原来的胡汉混合的关陇贵族集团抗衡。而正是武则天的别出心裁，开文辞进士科，结果才造成唐代开国之基石——关陇贵族集团瓦解；换句话说，武则天尽管不重男轻女，但却重文轻武，重汉轻胡，重视提拔年青知识分子而不照顾老干部，从而造成严重社会对立，实际上更为要不得。武则天后，原来为关陇兵府制度所凝聚起来的文武合一、胡汉合一体制重新破裂，尤其集中地体现在河北六镇军事集团与洛阳文士集团的对抗，即所谓初唐之胡人军队老干部子女，与武则天提拔的汉族知识分子年轻干部尖锐对立。此南北发展之严重不协调的结果就是玄宗朝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故与其说唐之衰败，是因安史之乱之六镇造反，不如说是由于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分裂社会，种下了恶果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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