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掌拍在肩上。
福贵回头，看见的是工友杨顺德的脸。
杨顺德和他是山东老乡，只不过福贵是泰安人，杨顺德是菏泽人。但身在大洋彼岸的法兰西，每个中国人都是老乡，更何况，他们还说着一样的方言。
正值中午烈日炎炎，法兰西的太阳似乎比故乡的还要晒几分。福贵转身，太阳直射在他的脸上，刺眼的目光让他不禁眯起了眼：“怎么了？”
杨顺德冲他努努嘴：“喊你八百遍了，你都不搭理我。”
福贵闻言尴尬地笑了笑，眼睛笑得如同弯弯的月牙。他抬起黝黑皲裂的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左耳，手腕上黄褐色的铜镯子在阳光下诡异得黑了几分：“你知道的，我左耳听力不好。”
这是个并不让人愉快的话题，尤其是杨顺德还十分清楚，福贵的左耳为什么听力不好——
那时候还是战时，他们这些被黑心资本家从贫弱的中国骗来的外乡人说是在战场后方做后勤之类虽然费力但却安全的体力活，一天就能有十法郎的报酬，还包吃包住。
这场“公平交易”可是北洋政/府说的，出于对政/府的信任，福贵想着在地主家中做放牛郎，他一辈子都赚不到五法郎。想着做完五年工回来，他就能拿着攒下来的钱娶媳妇、生孩子，还能再买一头牛和几亩田，无家无室、无牵无挂的福贵便报了名。
在前往法兰西南部港口马赛的邮轮的第四等舱——其实不过是货舱好听一点的名字，福贵认识了来自山东菏泽的老乡杨顺德。他们曾一起在连一丝光都透不进的邮轮地下室畅想着只要他们肯卖力气，他们肯定能攒到钱，然后回家娶媳妇、生孩子。
但是当他们被赶下邮轮、踏上法兰西的土地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洋人的资本家老爷和中国的地主老爷没什么区别——都是满口谎话的王八蛋。
福贵和杨顺德就这样在懵懂之中被赶到了凡尔登战场，他们拿着锄头、铁棍和对面那些说着鸟语、扛着火枪的洋老爷打仗，能活下来的都是地底下有阔着的老祖宗。
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杨顺德哭着喊着想回家，却被资本家老爷指着他们手上那个由资本家老爷发放的、刻着他们的劳工编号的铜镯子说；“你们和我们签了五年合同的，现在就走，要赔钱。”
杨顺德听不懂资本家老爷的鸟语，倒是福贵在战场上偷学了仨瓜俩枣，勉强听出了洋鬼子的意思。他小声对杨顺德说：“洋老爷是在说，现在回国，我们不但一分钱拿不到，还要给他们赔钱。”
杨顺德当场哭了出来。只是他皮肤粗糙一点都不好看，哭起来也不梨花带雨，洋老爷看了只觉得辣眼睛，嫌弃地摆摆手离开了。
于是，为了攒老婆本的福贵和杨顺德不得不继续留在凡尔登——这个在一战时被称为绞肉机的可怕战场上继续打扫战场。
他们每天和尸体为伴，还时不时有倒霉的同乡踩到了地雷，整个人直接上了天。
每天耳边响的地雷太多了，福贵离地雷最近的一次，是离他就几步远的工友上天飞花，巨大的地雷爆/炸的声音让福贵的左耳和失聪也差不离什么。
其实杨顺德也差不多，他的耳朵虽然没聋，但是听力也不太好。甚至可以说，现在还在凡尔登打扫战场的华工就没有耳朵好的。
杨顺德每次提起自己的耳朵就骂骂咧咧：“说好的每天十法郎，实际上吃饭睡觉还要从工资里扣，到手只有五法郎——天晓得，我们吃的都是猪都不吃的东西，睡的都是狗都不睡的地盘。”
但是福贵和他们不一样——福贵想得开。他的耳朵是所有华工中最严重的，但是没有人见他愁眉苦脸过。即便是他一开始被救起来、两只耳朵都听不见、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可能彻底聋了的时候，他也没有声嘶力竭。
就好像，聋的不是他的耳朵一样。
杨顺德佩服福贵的心态，也不愿再提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他转移了话题，对福贵说：“你知道吗？咱们这新来了个华工，皮埃尔让我来找你，说这个新来的华工让咱们看着点。”
杨顺德口中的皮埃尔便是清扫队的总工头，当初也是他从五千华工中选出福贵担任华工工头的。皮埃尔做事公平有分寸，因此华工们对他的印象还算不错，大家也都愿意给他面子。
而福贵虽然听力不好，但他踏实难干，为人又有些沉默寡言，因此显得特别老实，比起其他的华工来说，福贵就像是怎么搓圆捏扁都不会生气的工具人，华工们也喜欢这个好说话的工头，便认同的皮埃尔的决定。
因此现在，华工的事几乎都归福贵管，华工有事会来找福贵，清扫队关于华工的相关规定也会第一时间送到福贵的手上。
现在来了个新人，福贵当然要去认一认人。
路上福贵问杨顺德：“你知道这人是什么来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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